杨荣祥出生于1900年，是公安县北湖边陈祠桥六合塘的一个喂母猪、种湖田发家的富裕农民。他秉性刚直，乐善好施，嫉恶如仇。曾因抗议一起不平案件，被反动政府监押八个月之久。大革命兴起前数年，杨荣祥带领一批姻亲子弟和青年农民习武强身，组成保境安民的“亮团”，团员们对杨荣祥绝对服从，个个朴实纯正、勇敢彪悍、威震八乡。使当地匪风有所收敛。反动势力的魔掌不敢轻易伸向陈祠桥湖区。

 

    北伐战争期间，杨荣祥及其亮团在党的影响下积极支前。著名的黄金口之战打响，为配合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杨荣祥带领数百村民和主动请缨，运送食物子弹，抢救伤员，清理战场，安葬阵亡将士。北伐军贺龙师长在电文中赞扬说：“有农民暗中援助……收亦至宏”。

 

    北伐军黄金口大捷后，陈祠桥乡成立了农民协会，杨荣祥被推举为农协主席。农民们高举梭标、马刀、鸟枪、羊角锹、三角铳，还有的拿着扁担、冲担举行声势浩大的圈乡游行。接着又组建起陈祠桥“义勇队”（后改称自卫队）。1927年1月30日，在县农协主持召开的公安县第六区农协成立大会上，杨荣祥带领的赤卫队在会场周围数里之内布满了流动岗哨。大会开始，杨荣祥登台讲话，他发现土匪张八满混入人群，于是高喊：“胆大妄为的土匪‘闯朝’了，杀了再开会。”张八满何许人也？他是本地恶贯满盈的匪首，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昔日的穷鬼敢跟他叫板。毫无顾及地掏枪朝杨射击，被卫兵张义海扑倒，众人擒住，当场处决。以后接连又杀掉一批土匪头子，无疑给那些为虎作伥的匪徒们敲响丧钟。狠狠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农民们把杨荣祥领导的自卫队看作是的侠义英豪，其中骨干俗称“五卿十三生”。他们每个人名字都带卿、生等字。五卿即：佘梅卿、杨耀卿、范少卿、李国卿、杨善卿。十三生有：李金生、杨菊生、龚丙生等。以李金生最为突出。他是杨荣祥的外甥，从小失去父母，由杨荣祥照顾熏陶长大，是六区农民革命武装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4.12”政变后，六区农协举行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在黄金口王家大榨坊前，高呼“打倒蒋介石”、“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一切权力归农会”等口号。会上，六区武装将一名土劣杀掉，并朝天鸣放火铳，以示同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接着公安秋收暴动——弥陀寺暴动序幕拉开。杨荣祥率领的六区农协自卫队与二区樊学赐率领的农民武装成了公安“秋暴”武装力量主力。合称公安人民自卫团，樊学赐、杨荣祥任正副团长，并分别担任暴动左右路指挥。1927年9月22日，百里奔袭江陵弥陀寺。战斗开始前，杨荣祥作为暴动左路指挥，率领部队从陈祠桥出发，在黄金口召开1000多人的群众大会，宣讲攻打弥陀市的重大意义，虎渡河两岸农民群众深受鼓舞，纷纷拿起梭标马刀加入队伍。暴动队伍分两路进军，杨荣祥率部队沿虎渡河东岸河堤前进，樊学赐率部队走虎渡河西岸河堤。9月23日清晨，顺利攻占弥陀寺，没收当地恶霸卞永丰为首的“三大家”财产，打跑“保商团”，极大地震慑了敌人。

 

    1927年底，敌人开始疯狂反扑，反“清乡”斗争异常激烈，全县有数千名农协会员和共产党员壮烈牺牲。次年初，按照中共鄂西特委指示，将公安武装力量集中在虎东陈祠桥一带，成立了鄂西农民革命军第四师，即“公安四师”。师长杨荣祥、副师长邹资生、李金生，下辖三个大队，共500余人、400余支枪。县委机关也迁来陈祠桥。以陈祠桥小苏区为中心的六、七区武装割据局面正式形成，加上几个外围的农民武装点片，公安苏区总面积近600平方公里，杨荣祥被当时《中央政治通讯》（湖北秋暴专号）称为“公安农民领袖”，成为公安苏区和农民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反动势力对陈祠桥这个“红匪窝子”又恨又怕。妄图以软硬手段吃掉杨荣祥和陈祠桥。国民党县政府先是派县党部委员陶尧阶到陈祠桥劝降杨荣祥，杨荣祥令部下告诉陶尧阶：“杨师长军务繁忙，没时间接见。”并命令部队在陈祠桥出口处放了几响土炮，送陶尧阶灰溜溜地滚出陈祠桥。敌人见官方出面劝降不行，于是又派与杨荣祥有过交往的地主李士远与杨荣祥“谈判”。杨一见李，就说“你不要开口了，你的来意我已明白，请转告当局，要我交出农民武装，不如要他们向我交出县衙所有军警！”

 

    敌人见软刀子无用，转而来硬的一手，对陈祠桥先后进行四次“清剿”。在杨荣祥、李金生的领导下，凭借北湖天然屏障巧妙周旋，使敌人的次次“清剿”均以失败而告终，人称“小洪湖”的以陈祠桥为中心的公安苏区延续时间长达6年之久，直到洪湖苏区丧失。显示了这块红色根据地的英雄本色。然而，杨荣祥却不幸牺牲在第三次反围剿中。

 

    那是一次悲壮、激烈的战斗。1928年3月10日天将破晓，500多敌人分三路合围陈祠桥。前一天杨荣祥与李金生等师领导商量，决定用诱敌深入、关门打狗的办法迎敌，并将部队分作三路。主力由李金生带领埋伏在芦通港；一路由杨菊生带领驻守陈祠桥；另一路由杨荣祥率领在毛家当接应。并组成敢死队，诱敌进入伏击圈。

 

    战斗打响的前一天晚上，杨荣祥指挥乡亲、家眷转移没有回队。第二天鸡叫头遍，他带着儿子赶往师部驻地。在清晨大雾中，与敌军刘文清部遭遇，随之展开殊死搏斗，因寡不敌众，杨荣祥身中70余刀，父子双双战死。天亮后，各路敌人陆续逼向陈祠桥，见屋就烧，见东西就抢。鸡飞狗跳。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早就按捺不住愤怒，埋伏的队伍突然发起攻击。打得敌人哭爹喊娘。得知杨荣祥牺牲，更激起战士们仇恨。

 

    “为杨荣祥报仇”的喊声此起彼伏，躲藏的群众也纷纷操起镰刀、斧头、渔叉、锄头奔向陈祠桥，跟着李金生的队伍将没有打死的余敌逼到蔡家湾，逃过河去。参与清剿陈祠桥的另两路敌军也被邹资生、李金生率领的农民革命军逐一歼灭。反清剿战役大获全胜。

 

    在敌人对陈祠桥苏区的频繁“清剿”中，敌人疯狂至极，铲共团发出24块铜牌，持铜牌者可以任意杀人。最多的一次捕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100余人。县委书记郭大华、特委巡视员刘应品，以及红六军在陈祠桥的100余名伤员也惨遭杀害。

 

    杨荣祥创建的公安农民革命军和以陈祠桥为中心的六七区割据的形成与发展，对鄂西苏区的开辟和红军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1927年至1933年间，这块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捐躯牺牲的就有一千多人。他们用血肉之躯，换来了人民的幸福。英烈们与陈祠桥一道，将共载史册，成为永远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