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五”后，国民党控制武汉和两湖地区的唐生智集团同南京的蒋、桂势力矛盾演变互相牵制，内斗不止，同时湘鄂西各县反动势力还在恢复阶段。由于公安县农民运动的基础很好。“七一五”前后公安县的革命斗争形势仍然在继续蓬勃发展，自1927年春到1927年秋，是公安县农民武装形成和发展壮大的时期。

 

    公安地处两省交界，河湖纵横，土匪多如牛毛。农民运动兴起后，冲击到反动政府，土豪劣绅则勾结土匪，乘机猖狂作案，严重干扰革命运动。因此，中共湖北省委指示：“分区肃清土匪，务求使久受蹂躏之湖北人民稍得安宁。欲达到此项目的，必须政府与人民合组除暴安良委员会。”除暴安良委员会一般由5至7个委员组成。由于旧政权已经瘫痪，除暴安良委员会具有过渡性的军事政权性质。它的具体任务大致如下：宣传国民革命；支援北伐战争；打击土豪劣绅；清匪；移风移俗。除了配合各地开展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外，由于公安匪患猖獗，清匪成了主要任务。

 

    公安县下辖八个区，从1926年冬，先从土匪猖獗的二区开始，樊学赐组织群众“挑团”清匪，规定一户派一青壮年参加，武装是马刀、梭镖、齐眉棍，夜晚吹号或鸣锣，集合出发清匪。樊学赐接受了原团防6支枪，又向大户摊款买了十余支枪，当年冬天在本区风渡口成立除暴安良委员会，举行了盛大庆祝，反响强烈。樊学赐为主任。1927年春，樊学赐将缴获土匪设在花月洲的“枪炮局”移回区内，成为二区修理枪械制造鸟枪、独子枪的修配厂，厂里4名工人精通枪械，对武器的补充更替起了重大作用。当年6月，国民党军阀杨森东下清党，两部火拼开战，残部被樊学赐带兵袭击，缴枪70余支，自此，樊部已有枪120余支。白天休息晚上清匪，给养由土豪供给。

 

    1927年2月，成立了第六区除暴安良委员会，县长闻聪颁发了委任杨荣祥为第六区除暴安良委员会主任委任状。杨荣祥是群众公认的农民领袖，一年前，他挑选40名青壮年组成“义勇队”，小股土匪就由义勇队打，大股土匪就集合大队农民去打。1926年秋，陈祠桥乡农民协会成立后，义勇队就成了农民武装组织。杨荣祥先动员富户指名捐款，买了八支枪，又号召农民出钱买枪，规定每亩出一串钱后，其他租税全免。农民响应号召，出钱踊跃。随后又集中铁匠在陈祠桥设立枪械所，制造鸟枪和独子枪，在区农协领导下，成立了农民武装自卫队，乡农协设分队，区、乡武装由杨荣祥统管。在杨荣祥的带领下，六区自卫队很快发展到拥有了200多支枪的农民自卫武装。

 

    公安县第三区的自卫队有从湖南澧县来的邹资生部近六十人的骨干队伍。邹资生是澧县北三区向家河人，由于北三区劣绅勾结土匪危害乡里，愤而辞去小学教员工作，投笔从戎，联合公安、澧县、安乡三县共同清剿土匪，安定了三县边界。1926年9月，贺龙率师北伐经过澧县，时任北三区区长兼团防局总团长的邹资生，尽力支持北伐，同共产党员组建农会，镇压土豪劣绅，并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澧县团防纠合全县反动武装，围剿农协，并悬赏捉拿邹资生，在敌强我弱情况下，邹资生率部转移公安，并帮助第三区组织起了三百多人的农民自卫武装，拥有枪支近百支。

 

    公安县从1926年冬开始组建除暴安良委员会，到1927年春，除暴安良委员会全县各区均已建齐。

 

    1927年5月，杨森部和夏斗寅部进犯公安，以致革命受到很大损失。时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的覃济川从领导革命的实践中根据毛委员“一定要抓住枪杆子、刀把子，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要联合，要团结”的教导，在1927年6月，杨森、夏斗寅部败走后，公安的革命活动很快恢复。覃济川决定，将各区分散的农民武装统一起来，组建人民自卫团。接着，覃济川等先后到各区做巩固和发展农民武装工作。

 

    1927年7月上旬，以樊学赐、杨荣祥、邹资生三股力量为基础成立公安县人民自卫团，樊学赐任团长，杨荣祥任副团长，下设8个大队(每区一个大队），邹资生队伍编为三大队。公安县人民自卫团共有3000余人，有新式武器300多支、土枪300支，成为鄂西地区一支实力较强的农民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