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佬”便是地下党

    贺新村小小的洞竹院子，在土地革命时期竟出了三个地下党县委书记，名为“三邱”。“三邱”之一邱宏锡，又名邱伯福，24岁就当区委书记，27岁任公安县委书记。那个时候的书记是不好当的，不是像现在有小车，有手机，有随从人员。邱宏锡当县委书记后，里里外外就是一个人，而管的事却不少，既要发展党员，又要抓枪杆子，还要时刻对付白狗子的搜捕。为了在虎西发展地下党组织，他身穿补巴灰大布长袍，头戴旧西瓜皮，脚穿破布鞋，袜子也是大布做的，肩上背一个印花布四方包，这是什么打扮？在旧社会，这是专门为私塾教书先生制造麻烦的“游学佬”。一天，这位“游学佬”来到了毛家港七星台的一家私塾。塾师是当地甲长的老弟，收学生40多名，年收学费500多担谷。而他的学问很差，连《三字经》、《论语》也讲不好。邱伯福正好找他麻烦了，他打开包袱拿出一本线装《论语》，翻到《雍也第六》，让学生们诵读：“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必改其乐，贤哉，回也！”读完后，伯福让一名学生说出先生是怎么解释的。这位学生按先生所传授讲道“一个人偷偷地单食，一瓢一瓢的喝水，在漏雨的巷子里，也不知忧愁和快乐，好啊，回去吧。”伯福听了，哈哈大笑，对塾师说：“先生，你的传授完全错了。孔子这段话是赞扬他的学生颜回安贫乐道的品德，意思是天天用竹筒子吃饭，用木瓢喝水，居住在破旧的巷子里，颜回不但不以为忧，反而以此为乐，坚持不变。好呀，颜回的为人！”学生们听了都咧嘴耸肩，互相耳语：“怎么先生一句也没解释对！”先生则面红耳赤，非常尴尬。按旧时乡规，这就要收拾行李走人，但伯福没让他走，并谦让地说：“先生，别介意，我也是现丑，继续教下去吧，以后多看些书就行了。”先生感激不尽。伯福走时，包里被塞进了5块“袁大头”①。伯福暗喜，正好没活动经费。这不解决了吗？

   

    当时有谁知道，这位“游学佬”便是地下党公安县委书记邱宏锡。
    注：①“袁大头”即银元。因为当时的银元上面是袁世凯的头像，所以人们叫它“袁大头”。

 

 

穿“袈裟”的地下党

    易敬法的父亲是一位饱学的私塾先生，并且有着强烈的正义感。易敬法从小不仅随父读书，而且受他父亲良好的熏陶。在武昌荆南中学读书时，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军。蒋介石判变革命，他离开了北伐军，投身了共产党，在武汉从事地下党工作，后来回到家乡。

   

    大地主易端卿是省议员。易敬法的家和易端卿的家很近。易端卿以及他的家都知道易敬法在外读书时，与共产党有“情况”，因此对易敬法进行监视并企图加以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易敬法被迫于1928年农历春节过后，便“出家”到离县城南平不远的地方——沱孔城隍庙当“和尚”，所以，易敬法人称“易和尚”。

   

    易敬法出家当和尚，实际是转移一个地方，更好地从事地下党活动。到了沱孔城隍庙后，暗中积极从事地下党活动。在那里，他接近了县人民自卫团副团长杨荣祥，并送给杨在武汉读书时带回的许多革命书籍，如《三民主义》等。在沱孔城隍庙，他白天穿着和尚袈裟念佛经，晚上脱掉袈裟衣，着上便装下去联系地下党员，从事地下活动。城隍庙的庙产不多，不能维持生活，后来他又在庙里设馆教书，用革命思想教育学生。易敬法很有学问，在沱孔一带很有名气。1929年秋天，南平益大花行有一个老板叫朱平卿，特地到沱孔城隍庙去接易敬法到南平教书，这使他又有了一个从事地下党活动的“新天地”。在南平教书时，他还经常披着袈裟外衣。这时候，他抽出了大量的时间从事地下党活动。后来他担任城关地区地下党支部书记，使城关一带党的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一般人的眼中，易敬法还是一个“和尚”，也是一个“私塾先生”。

   

    1930年7月，红四、六红军会师公安，当了两年“和尚”和“私塾先生”的易敬法，便公开了身份，完全脱掉了和尚的袈裟，穿上了革命者的服装，腰佩手枪，高举有镰刀斧头的红旗，领导南平、狮子口、天兴垸等一带的共产党员开展革命活动。

 

洗澡盆里毙匪首

    解放前，位于湘鄂边界的大门土地一带，土匪成群，无恶不作，横行乡里，危害百姓。陈振坤便是湘鄂边界的一大土匪头子，一旦提起他的名字，人们都会心惊肉跳。

   

    陈振坤本是湖南安乡县人，一个月前，他带了十几个土匪哥们窜到大门土地来，住在他情妇的家中。

   

    邱才梅，大门土地洞竹院子人，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奉命潜入土匪内部。邱才梅为完成上级任务，除暴安良，决定各个击破匪头。他才思敏捷，洞察到陈振坤的情妇有些厌烦他，就因势利导，对陈振坤的情妇做一些思想工作，劝说她为地下党提供一些情报。

   

    一天，陈振坤不在，情妇便向邱才梅透露：“邱哥，我听振坤说，最近他们要将你杀了，把几个弟兄带回湖南去的。”邱才梅听到这个消息后，暗下决心，决定等待时机，先下手将这个十恶不赦的匪头杀掉，为民除害。

   

    就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傍晚，陈振坤的情妇给他烧热了洗澡水，找来了换洗的衣服，便在一旁给他烧大火取暖。情妇从房中出来，邱才梅正迈进那情妇家的大门。邱问：“他呢（指陈振坤）？”“他在洗澡。”“其他人呢？”“都不在。”情妇边说边用手往房里指。这时，陈已脱掉身上的全部衣服，正在用双手拉着巾在身体的后背上擦来擦去，手枪就放在身边的椅子上。邱才梅小心翼翼地、轻手轻脚地走进房去，故作神秘地小声对陈振坤说：“陈大哥，我同你商量一件事。”陈振坤见是邱才梅，也没有太介意，因为是“自己人”。邱才梅慢慢靠近他，突然一手将陈振坤放在椅子上的手枪抓在手中，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枪口对准在洗澡的陈振坤：“陈振坤，对不起，我要代表党和人民处决你！”说完果断扣去扳机，将恶贯满盈的陈振坤击毙在洗澡盆里，为湘鄂边界除了一大匪患。

 

 

“我一个人是共产党员！”

    1927年，蒋介石叛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28年3月的一天，党内出了叛徒。可耻的叛徒向敌人告密，捕捉了甘家厂一带以陕理轩为首等6名地下共产党员。敌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但他们个个严守党的机密，没有一个人出卖革命和同志。早已被敌人打得横身遍体是伤的陕理轩，见敌人用最残酷的刑具对待其他几个同志时，他惨不忍睹，心想：转移敌人的视线，牺牲我一个人，也许能保存几个同志；保存几个同志，就是保存革命力量！陕理轩毅然站出来，在敌人面前说道：“你们不要滥杀无辜！他们是穷苦农民，是帮人家打长工的穷苦农民！我一个人是共产党员！”敌人见陕理轩已“招供”，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开始还一阵惊喜，认为在陕理轩的嘴里就可以得到共产党组织的一点情况。于是狡猾的敌人将陕理轩松开脚镣手拷，“心平气和”地问陕理轩：“你们共产党组织的名单在你手里吗？”陕理轩用轻蔑的眼光扫射了一下敌人，大声地说：“你们将几个‘长工汉’给放掉！我一个人是共产党员！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吧！”敌人见陕理轩仍然是坚不吐实，在他的嘴里还是得不到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将陕理轩同志杀害，并凶残的将他头、身分裂，悬尸三天在藕池。

 

 

 “恩怨”亲家

    邱育之，邱才梅都是陈学军的“丈老倌”。请看下面一段“精彩”，“离奇”的姻缘故事和“恩怨”亲家始与末。

   

    早年，邱育之与陈学军的父亲同时在常德师范读书，关系甚是密切，是同窗，朋友，又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他俩同时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学生运动。在地下党活动的时间里，两人并肩作战，配合默契，更加深了一种深不可测的情谊。在交往活动中的一次，邱育之来到了陈学军父亲的家，了解陈的妻子也身怀有孕。邱向陈夫妇介绍自己的妻子也身怀六甲。酒席宴上，邱与陈夫妇“设计”了指腹为婚未来“姻缘计划”：我们俩家生的孩子，如果是一男一女，一定让他(她)们结为“伉俪”，邱、陈两家结为儿女的亲家，于是一拍即合。却是“无巧不成书”。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不到一个春秋，果然邱家生了一个女儿，陈家生了一个男孩。早先的相互一席“承诺”，邱、陈俩家“兑现”为儿女亲家。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邱育之的女儿2岁时生病不幸夭折。邱、陈俩家的姻缘似乎“告终”了。

   

    邱育之的胞弟邱才梅也是一位出色的地下党员，同时也与陈有着工作联系。邱育之为人豪爽，办事坚定不移。邱育之知道邱才梅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弟媳)身怀有孕了，邱育之在中间“撮合”：如果邱才梅的妻子生下的是一女，将许配给陈的儿子。不到一年的时间，精彩、离奇的姻缘故事发生了：邱才梅的妻子生了一个娇艳美貌的女儿。青春少女时，邱的女儿并被贺龙元帅的妹妹贺英收为干女儿；长大成人后，邱女与陈家的儿子陈学军结为终身伴侣。

   

    该故事还没有画上句号。如果说前面的一段是邱、陈俩家的恩缘故事的话，后面的一段则是邱与陈的“怨恨情节”。

   

    话说邱育之、邱才梅和陈学军的父亲并肩一道革命，从事地下党活动，搞得轰轰烈烈。陈学军的父亲在打土壕、斗劣绅革命活动中是一名英勇善战的猛将。国民党反动派贴榜要缉拿他，陈被迫去了长沙，投靠陈家的一个亲戚。陈的这个亲戚在长沙有一定的权势，于是给陈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职位。时间过去了近半年，邱育之心里非常着急和担心，因为地下党的有关机密在陈的手里，怕陈把党的机密泄露，革命会造成重大损失；听说陈在国民党手里当了一官半职，邱好几次给陈写信，委托陈的妻子给以转达，都犹如石沉大海。殊不知这是陈的妻子在中间帮了“倒忙”，没有转达。无奈，邱育之一天到陈的家中，对陈的妻子说：“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有人举报陈是地下党。公安县党部马上派人去长沙，通过国民党湖南省部，去捉拿陈。”并再三嘱托陈妻：“要陈火速回来。否则，陈就会在长沙束手被擒。”这个消息引起了陈妻的高度着急。不几天，陈妻告诉邱育之，几时几日陈回来。这时，邱育之联系了几个地下党员，在陈回家的路上设下埋伏。那天，天空阴沉，陈回来了。在安乡至黄山头的路上，陈被几名埋伏的地下党员，放倒在无情的枪下，躺在血泊之中。

   

    陈死后，陈妻不仅悲痛万状。而且丈夫的死因还在“一头雾水”之中。

   

    在陈的后事处理的当时，邱育之、邱才梅等人来陈家吊唁。在陈妻的哭诉中，一切秘密便真相大白：是陈妻将陈走后所留下的地下党的有关机密文件、地下党人员名单、在同邱育之写给陈的几封书信，一统用绸布包好装进一瓷坛内埋在屋后韭菜垅子下面。夜晚，帮忙料理丧事的人挖出了这个“神秘”的坛子后，邱育之抱这个“不会说话”的坛子撕心般地放声痛哭，他又在陈的坟前叩着三拜，默默良久……
最终，邱、陈俩家秦晋之好丝毫没有动摇和改变。

 

 

天天早晨唱“起来！”

    1927年5月，叛军夏斗寅的部队夏天明团进犯公安，土豪劣绅纷纷回县，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其家属，整个公安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力量，邱宏锡和五区筹备处主任黄凤鸣、农民自卫大队大队长陕传科等人，将一部分武器埋藏起来，转移到石首县月亮山隐蔽。

   

    在月亮山隐蔽的日子里，邱宏锡革命心切，每天天没亮就起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亮起嗓门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开始人们还不知道他唱的是《国际歌》，就问他：“我们不是起来了吗？还喊‘起来’干什么？”邱宏锡向战友们介绍：“这是《国际歌》里面的歌词。”他继续说：“唱《国际歌》，就是要唤起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推翻旧世界，翻身做主人。”接着，邱宏锡便教大家唱起《国际歌》。在他的鼓舞下，与他隐蔽在一起的战友们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心，增加了斗争勇气。